乐于遗忘的中国人，并不愿意从浩瀚的祖国历史中挖掘创作的素材，这其中出现了许多空档，留给了西方的汉学家和小说家。当他们书写完毕，我们竟也能籍由他们的考据，了解到了当时的纷乱，离奇，并试图总结一些历史的规律。
所以韦蔼德（Adam 我illiams）很认真地问我：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写？
我想了想，我说也许我们的历史观必须带有立场。有一些事情由于立场而被淡化甚至抹去。比如一个大陆作家在大陆出版一部以上世纪二十年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那么你如何描写布尔什维克？我们学不会置身事外，我们总习惯用好的，坏的，对的，错的诸多绝对化的立场来描绘从前。这些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韦蔼德在写中国三部曲的同时也写过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他全无顾虑，他亦并不想还原一个多么真实的历史，仅是把历史做为一个金色迷离的盘子，衬托他笔下人物在大时代之下的命运。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混乱，是他书写一个英国女人在异域漂泊的故事的最好背景。
这个红头发的英国女人，有他外祖母的影子。
作为香港马会会长的长子，韦蔼德得以从童年伊始就在东方度过。大班之子，豪宅香车，中西厨子和讲广东话的奶妈，他的外祖母在他不听话的时候会说：张作霖来了！
那是五十年代的香港。他童年的记忆里是镶着金色的光环，游轮的party上，北海道的雪，一切是优裕的，无忧的。而他的外祖母的记忆里却是大陆二十年代的东北城市，军阀混战，不同名义的革命，潜伏，暗杀，理想主义者的冒险地，还有绮丽的爱情，东方人的，西方人的。
他外祖母讲的中国往事，和他在三十年后初来大陆之所见，完全是不同的气息了。传奇消散在时光里全无踪迹。尘归尘，土归土，那些热血的年轻人，不管是为着共产国际或是民国起义，她们都老去了，回到自己的故土里或者流亡到异域。她们的真实的青春变成了历史的幻梦。
他来中国大陆的商业社会里分一杯羹，作为一个金融世子，一口气做到了英国怡和洋行的中国总裁。
商业于他而言是血脉里的东西，那也是他冒险的一部分，他从牛津大学大学一出来，做过水手，记者，商会会长，也组过骆驼探险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寻找古城，也开着古董车从伦敦一路开到北京。他获过大英帝国的骑士勋章。接下来呢？他要把外祖母那一代人在中国的故事讲出来，穿越历史的迷雾去看看她们年轻时的样子。
于是就有了《乾隆的骨头》，近五百页的篇幅来描述一个英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在乱世中的遭遇。这本书于2005年写就，他除了繁忙的商务之外，就完全沉浸在这段追寻之旅。
我们从书中能看到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旧时光的想象，不管是不是韦蔼德的一厢情愿，乱世还是在书中还原了。当时的人谁也无法知道二十年代后中国的命运是什么，不知道会有中共带来的解放，只有一个政党，不知道会有知识分子的逃离和落难，不知有土改，反右，文革，还有封闭已久后的开放。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涌进中国，只是为着是商业，而不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人文理想。
韦蔼德的视角很公平，他描述一段大时代之下人们的选择，人们如何在乱世中保全和释放自己。但他不作任何评判 。他开篇写了一个共产主义分子是如何说布尔什维克有多么的伟大，但另一个人却在布尔什维克人手里备受折磨。他写一个个外国人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都在寻找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而当时的中国人对他们的家国命运又能掌握和改变多少。
这种宏篇巨制考验写作者的耐力，但出身于英国文学系的韦蔼德把写作当成一种愉悦，他很认可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状态。甚至说：我不是一个好金融家，我并不冷血也不那么爱钱，我不爱做决定，我是一个whatever的人。
随意且浪漫的个性来自于他的外祖母。现在他认为这本书如果外祖母地下有灵，会从坟墓里跳出来骂他。因为她可没说那么多，她不会承认那个任性的姑娘就是她。
韦蔼德作为一个作家，“很不幸”地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著名作家虹影的丈夫，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很多人会认为他是受了她的影响。但在他们相识之前，他已经写好三部曲并且在十五个国家出版过了。虹影还记得他们初次相识，他并不知道她是谁，就侃侃而谈如何能成为一个作家并且能在西方出版，他讲了很多经验给她，后来才知道她早就获过罗马文学奖了。
她说他得知的刹那一定是如鲠在喉。后来这根鲠嫁给他了。
刊发香港《信报》
